承示志稿，體裁簡貴，法律森嚴，而殷殷辱賜下詢，惟恐有辜盛意，則僅就鄙衷所見，約舉一二，以備采菲，然亦未必是也。蓋方志之弊久矣，流俗猥濫之書，固可不論，而雅意拂拭，取足成家，則往往有之。大抵有文人之書，學人之書，辭人之書，說家之書，史家之書，惟史家為得其正宗。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，途徑不一。著作之史，宋人以還，絕不多見。
而纂輯之史，則以博雅為事，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，錯綜排比，整煉而有剪裁，斯為美也。
今來稿大抵仿朱氏《舊聞》，所謂纂輯之善者也，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。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《歷城縣志》，無一字不著來歷。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，固注原書名目；即新收之事，無書可注，如取于案牘，則注某房案卷字佯；如取投送傳狀，則注家傳呈狀字樣；其有得于口述者，則注某人口述字樣。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證，乃真仿《舊聞》而畫一矣。志中或注新增二字，或不加注，似非義例。
又世紀遺漏過多，于本地沿革之見于史志者，尚未采備，其余亦似少頭緒，此門似尚未可用。至城市中之學校，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，此乃率土所同，頒于令典，本不須載；今載之，又不注出于《會典》，而注出于舊志，似亦失其本原。又詩文入志，本宜斟酌，鄙意故欲別為文征。今仿《舊聞》之例，載于本門之下，則亦宜畫一其例。按《舊聞》無論詩文，概為低格分載。今但于山川門中，全篇錄詩，而諸門有應入傳志記敘之文，多刪節而不列正文，恐簡要雖得，而未能包舉也。
又表之為體，縱橫經緯，所以爽豁眉目，省約篇章，義至善也。今職官選舉，仍散著如花名簿，名雖為表，而實非表。戶籍之表善矣，然注圖甲姓氏可也。今有注入名者，不知所指何人，似宜 核。
藝文之例，經、史、子、集無不當收。其著書之人，不盡出于文苑。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，謂仿《書錄解題》。其實劉向《七略別錄》，未嘗不表其人，略同傳體。然班氏撰入《漢。藝文志》，則各自為傳，而于《藝文》目下，但注有傳二字，乃為得體。今又不免反客而為主矣。
以上諸條，極知瞽蒙之見，無當采擇。且不自揣，而為出位之謀，是以瑣屑不敢瀆陳；然既承詢及，不敢不舉其大略也。
【 譯文】
承蒙給我看縣志稿，結構簡要可貴，規則嚴整，卻懇切地不恥下問，我惟恐辜負盛情，就只是依著我鄙陋的心中所想到的，大略舉出一二，以備采取拙見，但是未必正確。大概方志的弊病有很久了，流俗雜亂繁多的書，本來可以不談論。而留意修飾潤色，求得能夠成一家，就往往有這樣的。大抵有文人之書，學人之書，辭人之書，筆記小說家之書，史學家之書，只有史學家是得到那正宗。而史學家又有著作之史和纂輯之史，途徑不相同。著作之史，宋人以來，絕不多見。而纂輯之史，就把廣博優雅當作職責，把每個字必定有根據當作趨向，錯綜排比，整齊洗練而有剪裁，這是美好的。
現在送來的縣志稿大抵仿照朱彝尊《 日下舊聞》 ，是所說的纂輯之史的優秀者，而運用它似乎沒有能使體例整齊一致。以前周書昌和李南澗合修《 歷城縣志》 ，沒有一個字不寫明來歷。其中古書、舊志有明文的，固然注明原書名目；即使新收的事，沒有書可注，如果是從官府文書采取的，就注明“某房案卷”字樣；如果是采取呈送的傳、狀，就注明“家傳”、“呈狀”字樣；其中有從口述得到的，就注明“某人口述”字樣。這是表明全書並沒有自己一句話的驗證，是確實仿照《 舊聞》 而整齊一致了。縣志中有的注“新增”二字，有的不加注，似乎沒有體例。
又世紀門遺漏過多，對于本地沿革見于史書的，尚未收集完備，其余也似乎少頭緒，這一門似乎還不可以用。至于城市門中的學校部分，記錄樂章及先賢先儒的配享位置，這是普天之下所共同的，在法令里頒布，本來不需要記載；現在記載了，又不注出于《 會典》 ，而注出于舊縣志，也似乎失掉根源。又詩文收人志，本來應當斟酌，我的意思因此想要另外設立文征。現在仿照《 舊聞》 的體例，記載在本門之下，那麼也應當使體例整齊一致。考察《 舊聞》 無論詩文，一概是低格分開記載。現在只是在山川門中全篇錄詩，而各門有應收人的傳、墓志、記敘文，大多加以刪節而不列全文，恐怕簡要雖然做到了，卻沒有能做到包容。
又表的體裁，縱橫相交，經緯配合，用來清楚眉目，節省篇幅，意圖極好。現在職官、選舉部分，仍然分散如同花名冊，名稱雖然是表，而實際不是表。戶籍表編得好了，但是注保甲、姓氏就可以了，現在有注人名的，不知道指的是什麼人，似乎應當核實。
藝文部分的體例，經史子集，沒有不應當收的。那些著書的人，不完全出于文苑。現在裁減文苑的傳而列人藝文部分，說是仿照．《 書錄解題》 。實際上劉向《 七略別錄》 未嘗不表明著者，和傳體大致相同。但是班氏編寫進《 漢書• 藝文志》 ，就各自作傳，而在《 藝文志》 書目下，只注“有傳”兩個字，實在是得體。現在又不免反客為主了。
以上諸條，非常知道是愚昧的見解，不適合選取，況且不自己估量而作超越本分的謀劃，所以瑣碎的東西不敢輕慢地陳述。但是已經承蒙詢問到，不敢不舉出概要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