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鏊《姑甦志》六十卷，首郡邑沿革，次古今守令，次科第，皆為之表；次沿革，次分野，次疆域，次山，次水，次水利，次風俗，次戶口，次土產，次田賦，次城池，次坊巷，次鄉都，次橋梁，次官署，次學校，次兵防，次倉場，次驛遞，次壇廟，次寺觀，次第宅，次園池，次古跡，次冢墓，次吳世家，附封爵氏族，次平亂，次宦績，次人物，而人物之中，分名臣、忠義、孝友、儒林、文學、卓行、隱逸、薦舉、藝術、雜技、游寓、列女、釋老，凡一十三類；殿以紀異雜事。而卷次多寡，不以篇目為齊。名宦分卷為六，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為十，而忠義與孝友合為一卷，儒林與文學合為一卷，倉場與驛遞合為一卷，如此等類，不一而足。總六十卷，亦約略紙幅多寡為之，無義例也。《甦志》名義不一，即範氏成大以甦州為《吳郡志》，已失其理；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甦州府志為《姑甦志》，所謂貴耳而賤目也。然郡縣志乘，古今卒鮮善本。如範氏、王氏之書，雖非史家所取，究于流俗惡爛之中，猶為矯出。今本《甦州府志》之可取者多，亦緣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。
然有荒謬無理，不直一笑，雖末流胥吏，略解文簿款式，斷不出于是者，如發端之三表是也。
表一曰郡邑沿革，以府縣為郡邑，其謬不待言矣。表以州、國郡、軍、府、路為目，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；無論體例不當，即其自標郡邑名目，豈不相矛盾耶？且職官有知縣，而沿革無縣名，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？尤可異者，表之為體，縱橫以分經緯，蓋有同年月而異地，或同世次而異支，所謂同經異緯，參差不齊，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，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。
如《守令表》，必以郡之守丞判錄，縣之令丞簿尉，橫列為經；而以朝代年月，縱標為緯。後人欲稽蒞任年月，由縱標而得其時世，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，或先或後，或在同時，披表如指掌也，假有事出先後，必不同時，則無難列款而書，斷無經緯作表之理。表以州、國、郡、軍、府、路分格，夫州則甦州也，國則吳國也，郡則吳郡也，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，此皆一甦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，稱吳國時並無甦州，稱甦州時並無吳郡，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；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，則按款羅列，閱者自知。今乃縱橫列表，忽上忽下，毫無義例，是徒亂人耳目；胥吏文簿，不如是顛倒也。《古守令表》，以太守、都尉權攝分格。夫太守、都尉，固有同官年月。
至于權攝，猶今之署印官也。有守即無權守，有尉即無攝尉。權攝官與本官，斷無同時互見之理，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。今分列格目，虛佔篇幅，又胥吏之所不為也。職官列表，當以時制定名；守令之表，當題府縣官表，以後貫前可也。今雲古守令表，于文義固無礙矣；至于今守令表，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，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、知縣，名實之謬，又不待言矣。府官但列知府，而削同知以下；縣官但列知縣，而削丞簿之屬，此何說也？又表有經緯，經緯之法，所謂比其類而合之，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。故類之與表，勢不兩立。表則不能為類，類則無所用表，亦胥吏之所通曉也。科第之表，分上、中、下，以古今異制，簡編繁重，畫時代以分卷可也。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為經，上書鄉會科年為緯。舉人、進士，皆科第也，今乃以科第為名，而又分舉人、進士列為二表，是分類之法，非比類也。且第進士者，必先得舉人。
今以進士居前，舉人列後，是于事為倒置，而觀者耳目且為所亂，又胥吏所不為也。凡此謬戾，如王氏鏊，號為通人，未必出其所撰，大抵暗于史裁，又浸漬于文人習氣，以表無文義可觀，不復措意，听一時無識之流，妄為編輯，而不知其貽笑識者，至如是也。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。
至于官署建置，亭樓台閣，所列前人碑記序跋，仍其原文可也。志文敘述創建重修，一篇之中，忽稱為州，忽稱為郡，多仍《範志》原文，不知《範志》不足法也。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，名為甦州，政和五年以後，名為平江路府，終宋之世，無吳郡名。《範志》標題既謬，則志文法度，等于自鄶無譏。王氏不知改易，所謂謬也。
又敘自古兵革之事，列為平亂一門，亦不得其解也。山川田賦，坊巷風俗，戶驛兵倉，皆數典之目；宦跡流寓，人物列女，皆傳述之體。平亂名篇，既不類于書志數典，亦不等于列傳標人，自當別議記載，務得倫序。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，乃不致于不類之譏。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，尚非所責于此志也。其余文字小疵，編摩偶舛，則更不足深求矣。《甦志》為世盛稱，是以不得不辨，非故事苛求，好摭先哲也。
【 譯文】
王鏊《 姑甦志》 六于卷，首先是郡邑沿革，其次古今守令，其次科第．都編成表。其次沿革，其次分野，其次疆域，其次山，其次水，其次水利，其次風俗，其次戶口，其次土產，其次田賦，其次城池，其次坊巷，其次鄉都，其次橋梁，其次官署，其次學校，其次兵防，其次倉場，其次擇遞，其次壇廟，其次寺觀，其次第它，其次園池，其次佔跡，其次家墓，其次吳世家，附封爵氏族，其次平亂，其次宦績，其次人物。而人物之中，分名臣、忠義、孝‘友、濡林、文學、卓行、隱逸、薦舉、藝術、雜技、游寓、列女、釋老，共諳三類。最後是紀異雜事。而卷數的多少．不依據篇目來形戍相等。《 名宦》 分成六卷，《 人物》 中的名臣分成十卷，而忠義與孝友合為一卷，儒林與文學合為一卷，《 倉場》 與《 釋遞》 合為一卷，像這樣的例子，還有很多。總共六十卷，也估量紙張多少分卷，沒有體例。甦州的志名稱不相同，就像範成大把甦州志稱為《 吳郡志》 ，已經不合道理，而前人只指責王氏不應當把甦州府志稱為《 姑甦志鄉，這是人們所說的重視傳聞而輕視親眼所見。然而郡縣志書，從古到今到底缺少好的著作，像範氏、王氏的書，雖然不被史學家所采取，畢竟在平庸低劣的作品當中，還算是突出的。現在的《 甦州府志》 可取的地方多，也由于所依據的昔日志書足夠采集材料。但是王氏的書有荒謬無理，不值得一笑的地方，即使是末流小吏，稍微懂得文書格式，也絕對不會產生，例如開端的三表就是。
表一叫作郡邑沿革，把府縣叫作郡邑，這錯誤不用說了。表把州、國、郡、軍、府、路當作目，只有統理大區、州郡而沒有縣，不用說體例不得當，就是他自己標明的郡縣名目，難道不自相矛盾嗎？況且職官有知縣，而沿革無縣名，不知道知縣等官歸屬到什麼地方呢？特別可詫異的是，表作為一種體裁，縱橫排列來分經緯，大概有同年月而地區不同，或者同一世系而支派不同，所謂同經異緯，參差不齊，不是平常文字所能表示清楚的，所以憑借縱橫經緯來區別它們。如《 守令表》 ，必定把郡的太守、厄、通判、錄事參軍事，縣的令、皿、主簿、尉，橫行排列當作經；而把朝代年月，縱行標明當作緯。後人想要查檢到任年月，由縱行標明而得知那人時世，由橫行排列而知道某守、某令、某承、某錄事參軍事，有的在先，有的在後，有的在同時，翻閱表就像指著手掌一樣便利。假如有事情先後發生，必然不同時，就不難列條目而記載，絕對沒有經緯作表的理由。表用州、國、郡、軍、府、路分格，州就是甦州，國就是吳國，郡就是吳郡，軍、府、路就是平江路府，這些都是一甦州府地域先後沿革的名稱。稱吳國時並沒有甦州，稱甦州時並沒有吳郡，稱吳郡時並沒有平江路府，既然沒有同時出現異稱參差難齊的情況，就按照條目羅列，看的人自然知道。現在卻縱橫列表，忽上忽下，毫無體例，這是僅僅擾亂人耳目。小吏文簿，不像這樣顛倒。《 古守令表》 用太守、都尉、權攝分格，太守、都尉，自然有同時任官年月，至于權攝，如同現在的署印官，有守就沒有權守，有尉就沒有攝尉，權攝官和本官絕對沒有同時並見的道理，就也必然不需要縱橫列表的方法。現在分列格目，白白地佔有篇幅，又是小吏所不作的︰職官列表，應當依據當時制度定名稱；守令的表，應當題作府縣官表，用後代貫穿前代就行了。現在叫作《 古守令表》 ，在文義上本來沒有妨礙；至于《 今守令表》 ，那麼“今”是指當時制度而說的，仍然用守令稱明代的知府、知縣，名稱和實際不符合的差錯，又不需要說了。府官只列知府，而削去同知以下官職；縣官只列知縣，而削去承、主簿之類，這是什麼理由呢？另外，表有經緯，經緯的方法，所謂並列排比那一類而聚集它們，正是使不成類的依從它那一類。因此類和表勢不兩立。作表就不能按類排列，按類排列就用不到表，這也是小吏所了解的。《 科第表》 分上中下，因為古今制度不同，篇幅繁多，劃分時代來分卷是可以的口這體例自然應當橫寫籍貫作經，上邊寫鄉試會試科目年月作緯。舉人、進士，都是科第，現在是用科第作名稱，而又分舉人、進士列為兩篇表，這是分類的辦法，不是並列排比同類。況且中進士第的人，必定先中舉人；現在把進士排列在前，舉人排列在後，這對事來說是倒置，而看的人耳目又被擾亂，又是小吏所不做的。凡是這些謬誤乖庚，如王氏纂號稱通人，未必出自他的筆下。大抵在史書裁斷方面糊涂，又沾染了文人習氣，認為表沒有文義可觀，不再留意，任憑同時沒有見識的一類人胡亂編輯，而不知道他們給有見識的人留下笑柄，到了這樣的程度。所以說文人不可以參加修志。
至于官署建置，亭台樓閣，所列人的前人碑記序跋，沿用那原文就可以了。志文敘述創建、重修的情況，一篇里面，忽而稱為州，忽而稱為郡，大多沿用範《 志》 原文，不知道範《 志》 不值得仿效。考察宋代自政和五年以前稱為甦州，政和五年以後稱為平江路府，整個宋代，沒有吳郡的名稱。範《 志》 標名稱既然錯誤，那麼志文的法度，相當于從《 鄭風》 以下不值得評論，王氏不知道改變，是所謂錯誤。
此外敘述自古戰爭的事情，列為《 平亂》 一門，也不知道那理由。山川、田賦、坊巷、風俗、戶口、驛遞、兵防、倉場，都屬于列舉典章制度的項目；宦跡、流寓、人物、列女，都屬于傳述的體裁。用平亂作篇題，既不和書志的列舉典章制度相似，也不和列傳的表現人物相等，自然應當另外商討記載，務必求得有條理；否則整部志都應當改成像紀事本末體一樣，才不會招來不相配的指責。然而這只有精通史書體例的人才能區別，還不是對這部志的要求。其余文字上的小毛病，編集中的偶爾錯誤，就更不值得深究了。《 姑甦志》 被世人極力稱贊，所以不得不分辨，不是特地作過嚴的要求，喜歡指摘先哲。
